[ 胡曉東 ]——(2003-5-17) / 已閱43495次
第三，從政治方面來看，他們都對已有的法規(guī)既有繼承并有革新。春秋時期，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
人格政治暫失優(yōu)勢，但禮之遺風尤在。故管子提出“修舊法擇其善而業(yè)用之。” ，并主張以法理政，以法
統(tǒng)軍，以法治民，并將三者在制度上結合起來。即“作內政而寄軍令焉。” 其“舊法”是指西周的禮制和
刑罰，但范圍較廣。管子把禮、義、廉、恥視為“國之四維”，強調“飾四維”、“張四維”，強調禮義的強
制作用 。同時對禮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，諸如“禮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�！� 、“尊尊” 、“刑不可知”
等，以達“禮以導民”， 任用賢能，及以法令作為人們言行之準則。官子在齊設立“三國五鄙制”， 將齊
人分成士、農、工、商四民，使四民分居定業(yè)。梭倫則繼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。就如亞里士多德所記
載那樣：
在阿里斯泰喀摩斯執(zhí)政期間，德拉科（德拉古---摘注）定立了他的法規(guī)：9位執(zhí)政官從那些擁有不少
于10米那之自由財產的人中選出，其他諸種較低官職則選自得以具備武裝的人。將軍與騎兵將官從那些顯
明其擁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財產并且其處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過10歲人中選出。（官員必須為其官
職交保，且擔保人資格嚴格限制。---摘注）……議事會由401人組成，從公民中通過抽簽產生，這一官職
以及其他官職由年齡超過30歲的公民抽簽決定；在所有人都輪到過之后，將重新開始抽簽，在此之前同一
人不得任職兩次。（對未到會（議事會、公民大會）有罰金制。---摘注）……戰(zhàn)神山議事會（元老院---摘
注）為法律保護者，并且監(jiān)督各類官員，以使其依照法律來統(tǒng)治�！@一政體中的組織形式就是這樣一
種性質，大多數(shù)人為少數(shù)人所奴役，平民們起來反對顯貴階層，派別之爭十分激烈，而且各派別長時間的
相互對峙。
他（梭倫---摘注）建立了一個政體，并另行制定了法律，人們停止使用德拉科除關于兇殺之外的各種
法令。他確立的法律延續(xù)上百年之久。根據(jù)財產把人劃入四個階層，與先前的劃分一樣，500麥第姆諾戶、
馬戶（騎士）、有軛牲戶、雇工；其各種官職分配給前三個階層中的人擔任，如9名執(zhí)政官、財政官（司庫）、
主買官（監(jiān)契官）、“十一人（獄吏）”和掌俸官。各種官職按各階層財產多寡進行分派，屬雇工階層者僅僅
得到參加公民大會和公審法庭的權利�！M建了一個400人的議事會，每一部族出100人；但他指派
戰(zhàn)神山議事會負責保衛(wèi)法律，就像它先前作為政體的監(jiān)督者而存在那樣。（梭倫并對早先時候由戰(zhàn)神山議事
會召集并自行決定適合于每種官職的人選，任期一年的制度進行了改革，由每一部族選出10位候選人以角
逐9名執(zhí)政官之職位，再從這些候選人中抽簽而定。---摘注）
從外在表現(xiàn)來看，官子與梭倫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軍，又都將轄下之人分為四等，但他們所取
得的功效卻大相徑庭，截然不同。管子在人格政治漸失效用之時，從社會現(xiàn)實中選擇了“引薦”、“挑選”
制之來形成國家管理官員的構成方式。而梭倫則以“級級自選”并互有制約之制來形成其官員的構成方法。
管子將齊人四分并離居定業(yè)（以身份為基，但相互間存在一定的可變性）。梭倫則以財產為基將民四分，而
各自等級之間的流動性要較管子所設的要大。
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頭，則可知華夏民族自原始之末，氏族向國家過渡的時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為
先，部落間的互換為次。每每部落之間發(fā)生爭端，往往會有一存一亡之果。故而漸次形成“以食為天”、“自
給自足”的主要發(fā)展模式，而此種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個群體中要有統(tǒng)一意志，綜合成有序的規(guī)范。故三
代至周形成王為獨尊，官員皆歸屬于王之下。盡管王的中央集權并不能全部貫徹于全部領地，但王在名義
上是獨尊的。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脫離這一框架，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，通過曲折的方向來對王的
獨權作一番制約。其所用“引薦”、“挑選”都是上位者通過在下位者的推薦，然后根據(jù)其意志而選，甚至
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薦而自選。所以其構成之模式是以從上向下的。管子將人四分也是依據(jù)其治世之需。
士為謀治之主，故將士列在首位；農為人食的基礎，故緊列其次；工商則在當時為主輔的行業(yè)，故列三四
之位。而管子之策更推進了此種模式的發(fā)展。管子對各民的自身權利未給予強調，而主要強調的是社會秩
序怎么穩(wěn)定。而希臘民族則可以從亞里士多德的記述所示，希臘民族是眾多的城邦構成的，以城邦立國，
并且大多數(shù)為小國寡民。而小國要自給自足則難度相當大，其生存之道就不能盡靠自產之食來維系，必須
通過各國之間的互換。而互換必然引起人們的流動，推進商業(yè)，進而要求行動之自由。故梭倫之改也必然
在其民族習俗的基礎上來格制創(chuàng)新。所以他所采用的“級級自選”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員構成模式，且
官職之間存在制約。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個人的個人意志，而是眾意。而眾意又需有機構來保護，于
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來保護法律。又因希臘民眾的流動性較大，其政治之基為全民，物質基礎是工商經(jīng)濟，
梭倫必然依據(jù)財力將民四分。這更能符合希臘當時之現(xiàn)實。梭倫的立法不僅根據(jù)希臘的民風，而且進一步
推動了希臘民族的社會意識的發(fā)展，為希臘的民主憲政奠定了基石。
第四，從社會改革方面來看，官子主張“禮以導民”、“伸張君主權威”，在一定程度上可用“使人服政、
循政”來概述。梭倫則主張國民參政，并創(chuàng)立陪審制度來賦予貧民司法權。服政、循政往往是人們處于被
動的地位，故對自身的權利的主張及義務的遵循始終不處于積極狀態(tài)，而參政使人們能處于政治活動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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