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 王方順 ]——(2004-8-30) / 已閱26259次
談農民犯罪的特點原因及預防對策
王方順 李娟
內容提要：農民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。如果農民犯罪率不降低，刑事案件就會大量存在，嚴重影響社會穩(wěn)定。本文筆者結合所在基層法院近兩年來所審理的刑事案件，對農民犯罪的特點、原因進行了分析，同時提出了幾點預防和減少農民犯罪的對策。
關鍵詞：農民犯罪 問題分析 解決對策
鄧小平同志指出：“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，中國穩(wěn)不穩(wěn)定，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(wěn)不穩(wěn)定。農村不穩(wěn)定，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(wěn)定”。中國農民人口數量巨多，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穩(wěn)定問題，具有重要的地位。農民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。如果農民犯罪率不降低，刑事案件就會大量存在，分析農民犯罪問題迫在眉睫，探索扼制農民犯罪對策刻不容緩。
一、農民犯罪的特點
（一）犯罪案件數較多，占刑事案件的絕大部分
墾利縣是個僅有21萬人口的人口小縣，2001年墾利縣法院共審結各類刑事案件77件110人,其中農民86人,占總被告人數的78.2%；2002年審結70件90人，其中農民71人，占總被告人數的78.9%；2003年1－8月份審結51件84人，農民占38件58人，分別占總數的74.5%和69.05%。近兩年來，農民犯罪人數占刑事案件被告人數的75.38%，農民成為基層最主要的犯罪群體。
（二）犯罪類型相對集中，主要是侵財、暴力、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
2001年農民搶劫12件19人，分別占總案件數的15.58%、17.27%；盜竊11件19人，分別占14.28%、17.27%；故意傷害12件17人，分別占15.58%、15.45%；交通肇事8件8人，分別占10.39%、7.27%。另有強奸3件3人，妨害公務1件3人，投毒1件1人，破壞電力設備2件6人。2001年，農民侵財性犯罪共有28件47人，分別占總數的36.36%、42.72%；暴力性犯罪共有28件42人，分別占總數的36.36%、38.18%；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共12件18人，分別占15.58%、16.36%。
2002年農民故意傷害9件16人，分別占總案件數的12.86%、17.78%；搶劫3件9人，分別占4.28%、10%；交通肇事24件24人，分別占34.28%、26.67%；盜竊4件5人，分別占5.71%、5.56%。另加其他犯罪，2002年農民侵財性犯罪共有16件25人，分別占總案件數的22.86%、27.78%；暴力性犯罪有13件25人，分別占18.57%、27.78%；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共25件26人，分別占35.71%、28.89%。
2003年農民故意傷害11件12人，分別占總案件數的21.57%、14.28%；盜竊7件11人，分別占13.73%、13.09%；搶劫3件5人，分別占5.8%、5.9%；交通肇事4件4人，分別占7.84%、4.76%。 2003年暴力性犯罪共有14件17人，分別占總案件數的27.45%、20.24%；侵財性犯罪共有15件21人，分別占29.41%、25%。
兩年多來，在全部刑事案件中，農民故意傷害刑事案件有32件45人、交通肇事36件36人、搶劫20件30人。故意傷害、交通肇事、搶劫三種刑事犯罪，成為農民常發(fā)性犯罪，犯罪案件數和農民被告人數，分別占總案件數的44.95%、39.08%。
（三）被告人以青年為主，并向低齡化和高齡化發(fā)展
在2001年農民盜竊犯罪中，年齡小于20歲和大于35歲的各有3人，均占總人數的15.78%，盜竊犯罪平均年齡為27.9歲；故意傷害平均年齡為32.3歲；交通肇事平均年齡為28.2歲；搶劫平均年齡為25.7歲,年齡小于20歲的占35%，小于26歲的占到57.1%。
在2002年農民盜竊犯罪中，年齡平均為41.4歲,不容忽視的是被告人年齡最大的上升為66歲；故意傷害平均年齡為28.7歲；交通肇事平均年齡為32歲,36歲以上的占26%,20歲至36歲的占74%；搶劫平均年齡下降到20.5歲,被告人全部為26歲以下青年。
在2003年農民盜竊犯罪中，平均年齡為29.9歲；故意傷害平均年齡為34.5歲；交通肇事平均年齡為34歲；搶劫平均年齡為27.4歲。
（四）共同犯罪較多，交叉結伙作案突出
在農民犯罪中，多以老鄉(xiāng)或同村、親屬結伙為紐帶，形成幫派，結伙交叉作案。這些犯罪團伙成員因為相互熟悉了解，往往寥寥數語，就一拍即合，迅速達成犯罪共意，倚仗人多勢大，膽大妄為，作案率較高。特別是在盜竊、搶劫、破壞油田設施等刑事犯罪中，多為2人或3人以上的農民團伙作案。在2001年上述三類犯罪中，兩個農民共同犯罪占農民犯罪案件數的56%，3人以上農民的團伙犯罪占26%。2002年，2人以上農民共同犯罪占農民犯罪案件數的50%，其中有一6人犯罪團伙，交叉結伙搶劫、搶奪，作案幾十起。2003年，上述三類案件兩個農民共同犯罪占農民犯罪案件數的61%，3人以上農民共同犯罪占農民犯罪案件數的21%。
（五）被告人文化水平較低，法律意識淡薄
在農民被告人中，文化程度普遍較低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農民犯罪總人數的70.84%，其中文盲占10.42%，小學占16.67%，初中占43.75%，高中占12.5%，中專或大專占16.66%。農民文化水平低，法律意識淡薄，是容易發(fā)生犯罪很大的原因。
(六)犯罪以男性為主，女性犯罪也開始增多，多為新型犯罪
2001年女性農民被告人僅有1人，占總案件人數的0.9%；2002年為3人，占總被告人數的3.3%；2003年女性農民被告人上升為5人，占總案件數的5.9%。女性農民犯罪呈現上升趨勢，并多為新型犯罪，出現了販賣毒品、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、非法經營、妨害作證等新型案件。
二、農民犯罪的原因
（一）農村勞動力過剩，城鄉(xiāng)差距增大，大量農民涌向城市，但不能及時吸收安置
雖然我國是典型的農業(yè)國，但是農業(yè)生產力水平仍較低下，以土地為生的農民收入普遍較低，城鄉(xiāng)差別越來越明顯，有的農民，特別是年輕的農民，出現明顯的心理反差。少數青年農民厭惡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生活，他們有田不種，有活不干，游手好閑，而且崇尚高消費，但又不想通過自己的辛勤汗水來獲得勞動果實，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。也有很大一部分農民，為了過上比較“安逸”的生活，外出打工。不能對大量涌向城市的農民進行妥善安置，有的民工因無技術、生活無保障，從而鋌而走險，違法犯罪。
（二）教育不到位，腐朽沒落思想乘虛而入
近幾年，隨著高校的連續(xù)擴招，大學畢業(yè)生就業(yè)壓力不斷增加，在社會特別是農村形成了新的“讀書無用論”。在農村有大量的適齡兒童只上完初中甚至小學，就算“完成學業(yè)”。這部分人文化素質低，法制觀念淡薄，精神空虛，抵抗能力差。常會因一些瑣事而引起爭斗，從而釀成大禍。同時，腐朽沒落的文化渣滓也乘虛而入，他們禁不住誘惑，學習影視劇中的搶劫、盜竊、傷害等犯罪，闖入法律的禁區(qū)。
（三）農村基層組織軟弱渙散，不能充分發(fā)揮有效作用
由于區(qū)位不同和管理差異，在改革開放后，經過二十年的發(fā)展，農村經濟發(fā)展出現兩極分化，相應也導致許多農村基礎組織軟弱渙散，不能有效預防和控制基層違法犯罪。經濟落后的村干部，認為政治上沒奔頭，經濟上無實惠，干脆外出經商或者充當老好人，誰也不得罪，對本村事務長期不管不問。條件好點的村，有的村干部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，貪污受賄，這些行為在招致部分農民嫉妒的同時，也成為部分違法犯罪行為人要挾的把柄。這些村干部對本村個別人的違法犯罪行為不敢管不敢問，甚至暗中與違法犯罪分子打得火熱，充當他們的保護傘，助長了少數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。
（四）農民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，侵害農民合法權益行為時有發(fā)生
農民的經濟負擔，國家有明確的規(guī)定，但是在農村執(zhí)行的卻不夠嚴格，各種名目的稅費、集資、提留嚴重超出農民土地收入承受力。農民離開農村到城里打工，工頭老板經常無故苛扣民工的打工費，甚至根本不予兌現。農民無論是在家勞動，還是外出打工，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，就很容易為了生計而走上犯罪的道路。
（五）執(zhí)法不嚴，打擊不力
一方面, 在政法機關辦案經費普遍緊張的情況下，由于受利益驅動，有的機關把罰款當作生財之道，隨意執(zhí)法，以罰代刑，一些本來明顯構成刑事犯罪的案件，降格為治安案件辦理，作罰款處理了事。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逐年增加，與經濟發(fā)展、車輛增多有一定關系，但與日常有關單位管理不到位，肇事者受不到嚴厲的刑事制裁有直接的關系。錢可以買罪，權可以保罪使農民喪失對法律的信任。另一方面，刑事案件破案率較低，破獲的許多刑事案件被作為一般治安案件處理，大量的刑事案件“不破不立”，或者“立而不破”，使犯罪受到法律追究的成為個別，大部分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從而造成了犯罪行為人不被抓獲的僥幸心理。
（六）立法滯后，管理無序，缺乏預防農民犯罪的社會聯動機制
農民占據我國人口絕大多數，國家有關農民管理的法律和法規(guī)卻了了無幾。目前公安、勞動、工商、民政等部門都有權對外來民工進行管理，但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機聯系，存在多頭管理、重復管理、分工不明現象。有的部門只收費不管理，有的部門人力有限管理不過來，致使措施不到位，管理形同虛設。目前，有關農民管理的立法遠不能滿足不斷變化的農村新情況，各單位缺乏預防農民犯罪的聯動機制。
三、減少和遏制農民犯罪的對策
（一）調整農業(yè)產業(yè)結構，穩(wěn)定農業(yè)生產，增加農民收入
農民犯罪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經濟利益或非法利益而形成的，只有農村經濟發(fā)展了，收入增加了，才能通過緩和、解決廣大農民需要與社會物質承受力之間的矛盾。基層干部要帶領廣大農民千方百計調整產業(yè)結構，發(fā)展農村經濟，使農民生活得到改善。必須堅持農村經濟體制和市場化改革方向，在資金和技術方面加大政府對農業(yè)的支持力度，改革農村經濟管理體制和稅費制度，減輕農民負擔。
（二）加快小城鎮(zhèn)建設，大力發(fā)展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和個體私營企業(yè)，增加農村就業(yè)機會
加快小城鎮(zhèn)建設，大力發(fā)展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和農村私營企業(yè)，不但能夠縮小城鄉(xiāng)差距，而且有利于解決現階段農村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。通過加大農村非農業(yè)行業(yè)的就業(yè)力度，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分布，以使不愿從事農業(yè)勞動的剩余勞動力有事干。
（三）規(guī)范執(zhí)法行為，全面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各項措施，加大犯罪打擊力度
嚴格落實責任制，規(guī)范執(zhí)法行為，堅決避免“以罰代刑”、“以罰代管”違法違規(guī)行為的發(fā)生。按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“誰主管誰負責”的原則，抓好農村治安各項措施，做到任務到村責任到人。充分發(fā)揮“嚴打”攻勢，采取集中打擊與專項打擊相結合的方法，對農村常見多發(fā)性犯罪堅決打擊，努力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，使犯罪行為人受到應有的制裁。特別是要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，及時做好教育疏導工作，把農民矛盾化解在基層，消除在萌芽狀態(tài)。
（四）建立勞務輸出輸入管理機制，加強對民工的管理
農民犯罪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缺乏管理的民工中發(fā)生的，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應建立“輸出有組織，輸入有管理”機制，實行綜合治理。民工輸出地要對外流人員統(tǒng)一組織建立科學的預測、跟蹤制度，引導有序、有目的輸出。民工輸入地也要完善管理體制、用工制度，把進入本地區(qū)的外來民工納入嚴格的管理和監(jiān)控，切實保護外來民工的合法權益，為民工創(chuàng)造良好的生產生活條件。
（五）加強教育，努力提高農民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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