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 楊濤 ]——(2005-9-24) / 已閱6701次
王斌余案：貼標簽與站好隊
楊 濤
“王斌余把我們的社會撕裂成了兩半”，有人在報紙這樣驚呼。是的，圍繞著該不該判處王斌余死刑，整個網(wǎng)絡分成了兩大陣營，相互打起了口水仗，互不相當，互相指責。
有相反的意見，并展開辯論，這在一個法治的社會，本來是一個極為正常的現(xiàn)象。不過，吊脆的卻是，對王斌余案件的討論，從開頭就沒有進入一個正常的軌道，大多數(shù)人僅僅關(guān)注的王斌余“農(nóng)民工”身份的本身，因為他是一個農(nóng)民工，所以他就是一個弱者，進而為弱者說話就代表著正義。換句話說，只要一個人貼上了“農(nóng)民工”的身份標簽，那么他所作的事情都可能是弱者在維權(quán)，支持他就意味著道德正確。至于王斌余殺死的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當時是為什么引發(fā)殺人的細節(jié)并不重要，整個殺人的過程也不重要，被殺人的四條鮮活的生命當然更不會納入他們的視野。因為他具有了“農(nóng)民工”的身份標簽，所有為王斌余說話的人都有了道德上的優(yōu)越感。
進而，在身份標簽的強大的暗示效應面前，網(wǎng)絡社會相當多的人開始放棄思考，放棄對于這個案件中具體細節(jié)的思考，放棄對這個案件中的法律問題的思索，放棄案件的社會的成因和對社會制度的拷問。他們開始選擇在身份標簽的后面進行自動的站好隊，站好隊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這個社會同情弱者的人總是占大多數(shù)，而王斌余已經(jīng)由“農(nóng)民工”的標簽賦予了其弱者的身份，那么所有認為自己道德上應當有優(yōu)越感的人都會站在支持不判處王斌余死刑的一邊。當然，也有相當多的人也許本來是要從個案中的具體細節(jié)來考慮王斌余這個社會弱者在本案中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，但他們害怕孤單，他們害怕自己在網(wǎng)絡社會遭人嫌棄，他們也要爭取道德的優(yōu)越感，于是也選擇了站在支持者的一邊。
曾幾何時，我們看到了這種身份標簽的滿天飛；曾幾何時，我們看到了洶涌的網(wǎng)絡人流急不可待的站隊的情形。當年，劉涌的犯罪事實罪該不該死同樣對于許多人來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貼上了“黑社會”的身份的標簽，于是他可以在人們并不需要看他的具體犯罪事實時候，他就注定了應當死，人們也早就在這個標簽指引下自動站好了隊。盡管，這里我重申，我認為改判他死刑并沒有錯。
身份的標簽是重要的，用這種身份的標簽初步來識別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有益的，但用身份的標簽而拋開具體的事實與案情，來識別具體的個人的善惡與事情的對錯是可怕的，用這種身份的標簽決定站隊立場正確與否的標準更是恐怖的。身份的標簽往往培養(yǎng)人一種非常簡單的是非善惡的觀念和標準，往往讓人陷入一種非常偏執(zhí)的思維，使身份與人的行為完全等同，并且一旦他們的思維形成，即使事實發(fā)展并不是其原先所說的一樣，他們?nèi)詫⒐虉?zhí)已見利用各種理由來維護自己先前的觀點，貼身份的標簽的意識常常讓人失去反思的精神。如果我們不想讓我們的生活重新陷入浩劫中，請記住，“文革”期間我們的前輩做的事情，“地富反壞右”這樣的標簽使得他們所有的行為都被評判為都是反人民的，當然摧殘這些人從精神到肉體的所有行為都認為是光榮與正確的，后來發(fā)展到極至便是“血統(tǒng)論”——“老子英雄兒好漢，老子反動兒混蛋�！�
我們都不想過“文革”那種人性被摧殘的生活，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挖出那些讓我們曾經(jīng)陷入黑暗的根子和幽靈，我們很難說我們永遠逃脫了那種夢魘，也很難說我們思想和社會文明有了進步。然而，眼下，我還看不到貼標簽與站好隊的思維有好轉(zhuǎn)的跡象，隨著媒體對王斌余案件報道的深入，案情越來越清楚，在一些學者也逐步修正自己一些與事實不相符的觀點的同時，大多數(shù)原先支持不判處王斌余死刑的人仍然至事實于不顧，以王斌余殺死的是包工頭的“狗腿子”，王斌余是梁山好漢為其強詞奪理�？磥�，判不判處王斌余死刑真得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扭轉(zhuǎn)國人戴上有色眼鏡，見人就貼標簽，而后匆匆站好隊的意識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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